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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族是怎么來的

時間：2022-12-06 14:05:38 興亮生活

土族是怎么來的

　　在平平淡淡的日常中，大家都經常看到土族的身影吧，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土族是怎么來的，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土族是怎么來的

　　土族是民和地區的土著民族，但土族之“土”字，并非土著的意思，而是特定的民族稱呼。長期以來當地土族自稱“土昆”、“忙古”，漢族稱土族為“土人”，“土昆”，藏族稱土族為“霍爾”。從這些稱呼中可以看出，土族的形成、發展過程是十分復雜的。其族源可追溯到西晉時期西遷的吐谷渾，其族名也由“吐谷渾”之“吐”字逐步演化而來。這一說法為民和大部分土族群眾所認同。民和歷史悠久，早在6000多年前，先民們已在此繁衍生息。

　　秦漢以前為羌人居地，西漢時納入中央版籍。漢武帝昭和時期，在包括民和地區的湟水流域設郡建縣。金城郡治(允吾)，就設在今民和下川口一帶，自此，民和成為青藏高原與內地政治、經濟、文化聯系的通道。漢宣帝時，趙充國屯兵河湟，中原先進的農業技術開始傳入青海。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今中川、官亭一帶設白土縣。(《民和縣志》1-2頁)兩晉南北朝時的“土谷渾”，中唐而后語謬為“退渾”，(《新唐書·土谷渾》)，《新五代史》和《宋史》卷492，《遼史》又稱作“吐渾”。總之，唐宋時有稱作“退渾”、“吐渾”者。

　　而“渾”蒙古語是“人”的意思，故到元正式稱作“土人”了。這時史書記載的“土人”，已是一個單一的民族。它是既不同于土谷渾，也不同于漢、藏、蒙古等族的有著自己獨特風格的民族。土族族源以吐谷渾遺裔為主，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又不斷融合了蒙古、漢、藏、回、羌等民族的成份。唃啰相傳在北宋年間，西來的陰山韃靼與西夏結合，同斯進行過長期的戰爭。

　　蒙古族系的部族在這個時期經黃河臨津渡進駐黃河谷地民和三川地區，由成吉思汗部將格日利特帶領的部屬余部在這里與當地居民融合形成土族一部，主要生活在趙木川地區。

　　現在民和三川趙木川土族自稱祖先是蒙古人，每逢重大祭典都要往東祭酒，以示不忘其祖。當地還留有當時蒙古軍駐軍的遺跡，據說趙木川窯洞是蒙軍格日利特指揮部所在地，在當地人心目中極為神圣，只是祭祀祖先時才聚會于此。三川喇家村、鮑家村土族，原是黃南同仁遷來的藏民，過去每年正月十五，他們還穿上藏式服裝，到各莊巡游，以紀念祖先。

　　根據三川部分土族的族譜記載，在明洪武年間，曾有一批漢人從山西等地遷入三川地區，與當地土族人民長期相處，有些就融合到土族中去了。民和三川官亭土族張家、賈家的家譜稱其祖先原系山西平陽人，秦家家譜稱其祖先原籍山西大柳樹莊人。

　　這些漢民族主要是逃避天災人禍，謀求生路，長期飄泊，跋涉遠足西部土鄉，與土族雜居，互通婚姻，逐步演變為土族。土族中還融有回族、維吾爾族的成分。民和土族地區冶土司之祖，維吾爾人薛都爾丁元初為甘肅僉事，薛都爾丁率其部(均維吾爾人)進駐今民和米拉溝一帶。其中大部分融合到了回族中，有一小部分融合到了土族中。

　　歷史上多有使者、商旅或軍隊由臨津渡進入青海境內，以官亭為首站，官亭成為絲綢南路貿易重鎮，明清時期曾出現“朝貢不絕，商旅相繼”的極盛場面。東晉高僧法顯、北魏時比丘惠生及宗云、隋煬帝及唐高僧道宣等，都曾先后取道于此，或往西域，或往印度(經西藏)。

　　民和境內這兩條唐蕃古道閱歷了兩千年的滄桑，漢唐以后的元、明、清三代也一直都是經營青藏高原地區的戰略干線，在人類文明和祖國統一，以及國內民族交融、民族團結等方面都曾起過極其重要的作用，對三川地區土族形成發展有過舉足輕重的歷史性作用，特別是民和土族表現的濃厚的漢文化習俗色彩，不能不說是兩條古道產生的影響。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軍隊遠征，部眾散亡寄生于當地，商賈窮途求存于土著也是土族的一個來源。土族形成以后，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成份，同時其他民族也融合有土族的成份，這也是三川地區歷史上各民族相互親善、友好相處的一個有力的根源印證。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土族受漢藏文化影響較深。民和土族則表現出比較濃厚的漢文化色彩，故藏族稱其為“嘉霍爾”，意即漢化了的霍爾人。在今民和其他少數民族中，民和土族對漢文化教育尤為重視，接受融匯漢民族優秀文明程度先于其他少數民族之上。

　　地區分布

　　主要分布在同仁縣、樂都縣、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縣、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大同回族土族自治縣、黃南藏族自治州，一些分散在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門源縣和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甘肅省天柱藏族自治縣、蘇南裕固族自治縣、蘭州永登縣、臨夏回族自治州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縣也有2萬多人。青海省土族約占全國土族總人口的85%。

　　節慶活動

　　土族人民的重要節日包括農歷正月十四日佑寧寺觀會、二月二威遠鎮挑戰會、三月三、四月八廟會、六月十一丹麻戲會、六月十三、二十九少年會、七月二十三至九月人民和三川的納頓(慶豐收會)等。其中，擂臺會、丹麻戲會、納頓最具民族特色。屆時，除舉行賽馬、摔跤、武術和唱“花兒”等傳統娛樂活動外，還舉行物資交流會。此外，和漢族一樣，春節、端午節等。

　　歷史

　　土族有著悠久的歷史。由于沒有系統的文字記載，民間傳說在各部土族中又相互歧異，族源問題至今尚無定論。歸納學術界的說法，大致有蒙古人說、吐谷渾（霍兒人）說、蒙古人與霍兒人融合說、陰山白韃靼說、沙陀突厥說、多源混合說等。

　　土族源于蒙古人說。土族自稱“蒙古爾”(蒙古人)或“察罕蒙古爾”（白蒙古），反映了土族族源與蒙古族的密切關系。在互助縣土族中，廣泛流傳著祖先來自蒙古人，以及成吉思汗大將格日利特(格熱臺)率部留駐索卜灘（今互助縣境內，意為蒙古灘），不久病死，其部屬留駐下來，以后與當地霍爾人通婚，逐漸繁衍而成土族的傳說。這種傳說在清代藏文文獻《佑寧寺志》中有明確記載：13世紀初，“成吉思汗之部將格日利特率領其部屬到此，現今的霍爾人約為這些人的后裔。”“格日利特嗣后，化作大力精靈，居住郭隆（佑寧寺之創建者）之山巖上，他對嘉賽活佛（佑寧寺之創建者）顯示了自身著‘索呼’（即蒙古）裝束之法相，（嘉賽）因指命（格日利特之幽靈）為那里的土神。”1604年，佑寧寺落成時，格日利特被追封為“尼達”（地方保護神），其銅像被供奉在佑寧寺，所以土族長期以來把他當作本民族的祖先來崇拜。

　　漢文史籍也有成吉思汗所部蒙古軍曾來西寧一帶的記載。《元史·太祖本紀》有“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三月破洮河、西寧二州”的記載。互助縣時屬西寧州治，距西寧僅四十五公里，這可與傳說相印證。此后，從元世祖到明初，史籍均有蒙古部眾留駐或遷移到西寧一帶的記載，特別是明正德時，安定衛的元宗室卜煙帖木兒所部受到攻擊，“部眾散亡，僅余者徙居西寧沙棠川威遠城東”。沙棠川、威遠堡均屬今互助土族自治縣，威遠堡即今縣府機關所在地。這說明互助土族來源中確有一部分是從明代安定衛遷來的蒙古人。

　　土族來源于一部分蒙古人，除了民間傳說、史籍記載外，還可以從語言方面得到證明。土族語言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詞匯約有一半以上和蒙古語喀喇沁方言相似。不但如此，在《蒙古秘史》、《華夷譯語》等著作中記載的許多13、14世紀的古蒙古語詞匯，現在還有一部分保留在土語中。

　　土族源于吐谷渾（霍兒人）說。至于霍兒人，原是藏族對居住在西藏北部以及西藏以北地區（一說黃河以北）游牧民族的泛稱。藏文史籍曾用以指回鶻或蒙古，近代則專指土族而言。互助縣土族地區的合爾郡、合爾屯、合爾吉、賀爾川等地，據說是因為古代居住著霍爾人而得名。合爾郡，藏語稱“合日江”，意為霍爾人居住的地區。據初步研究，土族傳說中的霍爾人很可能就是吐谷渾人。663年，吐谷渾為吐蕃所并，一部分人仍留居青海故地。從地域上看，現今土族主要聚居區在湟水沿岸，而這里曾是吐谷渾人的活動地區。現今互助和大通的土族地區有十幾個村莊，土語稱為“吐渾”，當地漢民則訛稱為“土觀”或“托紅”，均為“吐渾”的音轉。這可能是因歷史上居住過吐谷渾人而得名。互助佑寧寺名僧、一世土觀羅藏拉卜旦生于互助“吐渾”村，以后各世土觀不管出生在什么地方，都要認“吐渾”村為根子地方，都以“土觀”為號。據《新、舊唐書》、《五代史》記載，吐谷渾后改稱作“退渾”或“吐渾”，這些村莊可能因吐谷渾而得名。土族的“土”字，并非土著之意，而是民族稱呼。長期以來，漢、回等族稱土族為“土人”、“土民”，史書上也稱為“土人”，其來源于“吐谷渾”的“吐”字。吐谷渾在唐朝中期以后被稱為“退渾”、“吐渾”、“渾”，蒙古語是“人”的意思，因而到元朝時吐渾演變成“土人”了。吐谷渾“婦人以金花為首飾，辮發縈后，綴以珠貝，以多為貴。” 過去土族婦女也有類似的頭飾，稱為“吐渾扭達”(扭達意為頭飾)，這種稱呼似乎與吐谷渾有關。綜上所述，吐谷渾亡國后，東遷的一部分逐漸融合于漢族，降服于吐蕃的后來融合于藏族，留居于涼州、祁連山一帶、浩門河流域、河湟地區的一部吐谷渾人，則成為今日土族的先民主體部分。

　　也有人認為霍兒即“胡兒”一詞的同音同語的另一寫法，包括匈奴、吐谷渾、契丹、蒙古等，其中尤以匈奴部落中的遫濮，即遼金時期的阻卜和蒙古是主要部分。這就把土族的族源推溯到更早的時期了。

　　到元末明初，漢文史籍中出現了“土人”、“土民”等記載，這時的土族已具有明顯的民族特征。據明、清時期的部分史志記載，明代土族已經形成一個穩定的人們共同體，并已有了本民族的聚居區。清初文獻《秦邊紀略》中對土族的分布有具體的記載：巴暖三川，“漢土雜居……土人皆李土司所部”；古鄯驛“東皆土人番族”；“巴州堡土人所居”；“下川口亦土人所居”；上川口“精銳土人尚以方計”；老鴉城“漢、土之所雜居”；平戎驛“土番雜居”；“西川口，土司西祁之所居也。東西二祁近轄之土民，各號稱十萬”；冰溝堡“土人所居”；莊浪衛“土司之人十萬”；莊浪衛“土、漢之所雜居”、“莊浪土司駐牧連城，土民蕃衍分布大通河內外”。上述地區包括今天青海省互助、樂都、門源、民和及甘肅天祝等地，這一帶正是今天土族的主要分布地區。盡管土族與漢、藏等民族錯居雜處，但各地土族均有穩定的小聚居區。

　　政治

　　1949年8月26日，西北重鎮蘭州解放，國民黨在甘、青的基本武裝力量被徹底消滅；9月5日，西寧解放，統治青海各族人民近四十年的馬家軍閥政權徹底覆滅。接著，人民解放軍又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解放民和、樂都、天祝、大通、互助、門源、同仁、甘南等地，這些地區的土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建立起人民民主專政的新政權，揭開了土族歷史的新篇章。

　　從1950年起，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土族地區進行減租反霸、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民主改革，順利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4年2月17日，經政務院批準，成立了土族地區第一個自治政權——互助土族自治區。1955年，改為互助土族自治縣。1985年11月6日，根據青海土族人民居住的特點，經國務院批準，設立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至此，實現區域自治的土族人民約占總人口的71%左右。另外，在一些土族居住比較集中但人口少的地區設立了土族鄉。

　　文化

　　信仰

　　土族基本上是全民信仰藏傳佛教。元末明初，藏傳佛教傳入土族地區并得到迅速發展，特別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發展尤為迅速，土族地區出現了許多格魯派寺院，主要有互助的佑寧寺、華嚴寺、金剛寺、曼頭寺，大通的廣惠寺、平安寺，樂都的金角寺等，計有40余座，其中以佑寧寺最大，號稱湟北諸寺之母。佑寧寺出了不少名僧，如章嘉、土觀、樺布，頗有影響。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如互助縣15所寺院占有土地69200畝。寺院是土族的文化中心，對佛教文化的發展和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過去，土族群眾普遍送子為僧，出現了“有二子必命一子為僧”的現象，甚至有的家庭“寧絕嗣”也在所不顧。不少土族男子除到當地當喇嘛外，還到塔爾寺等名寺去當喇嘛。此外，多數土族村莊都有一座小廟，每家都供有神佛像，遇有疾病則去小廟燒香叩頭，或請喇嘛念經祈禱；遇有憂患之事或出門遠行，首先要到小廟許愿，以期借助神的佑力，逢兇化吉，遇難呈祥。家庭中還有一項重要的宗教活動，就是“喇嘛加拉”，亦即念活壽經，俗稱“活人舉喪禮儀”。過去，土族老人年過半百，就要準備壽材、壽衣，同時請喇嘛誦經拜懺，親友們前來祝壽，規模與一般喪葬禮儀相當，只是賀禮為十一只壽桃，以及鞋、襪、枕頭等物。他們認為生前念了活壽經，就等于出家到寺院做了僧，死后可以享受榮華富貴。在以村廟為中心的宗教活動中，規模較大的有以下幾項活動：閉齋、跳神、浪尼、斯過拉等。

　　土族群眾在信仰藏傳佛教的同時，還有許多民間信仰。首先是薩滿教。土族對薩滿教的信仰由來已久，但隨著歷史的變遷，特別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強力滲透，土族的薩滿教信仰發生很大的變化，現保留的活動主要有以下幾種：祭騰格熱（天）、祭敖包（敖包系蒙古語，土族語叫作“加布來”，意思是堆子，為祭祀山神、路神等活動的場所）、白虎祭、選神羊等。其他像土族婚禮中的繞圣火，請法拉（巫師）作法驅鬼治病等，也都是古代薩滿教習俗的遺存。其次是苯教。苯教俗稱“黑教”，是西藏古代盛行的一種原始宗教，在土族形成的早期，受到土族人民的信奉。14世紀以后，隨著藏傳佛教格魯派在土族地區的傳播與發展，苯教逐漸衰微下去，沒能在土族地區建立專門的苯教寺院。如今僅在互助、大通一些土族村莊中有少量的苯教神職人員胡古安爹。再次是道教。道教約在元明時期傳入土族地區，其后不斷發展，而且具有新的特點，即道中有佛，道佛合璧，甚至某些薩滿教內容也被攙雜其中。過去，在民和、互助地區，供奉著不少道教之神。特別是在民和地區，每個村廟中，都供奉著一、二個或三、四個道教的神，主要有二郎神、灶神、財神、門神等。道教的宗教活動，主要通過陰陽師進行，平時他們給人算卦、看日子，喪禮時給亡人開殃榜，結婚時給人合婚，蓋房、選墳塋時給人看風水等。此外，還有插牌子、立雷臺、祭神農等幾項宗教活動。此外，土族還有祖先崇拜的傳統。民和地區很多土族村子都有一個家族廟，廟內除供有佛像、道教神像外，還供奉一位祖先的木牌位，上寫“供奉某門三代宗親之靈位”。家族廟有時請喇嘛念經，有時請陰陽師做道場。春節時，各家去家族廟祭祖；清明節時，同一家族一起去祭奠祖墳。

　　飲食

　　土族的飲食習慣，有一個變化的歷史過程。

　　土族的青稞酒元代以前，土族主要從事畜牧業，食物結構相對單一，以肉類、乳品為主，還食用青稞炒面。元明以后，土族逐漸轉向農業經濟，飲食則以青稞、小麥、薯類為主。

　　一般土族家庭日常主食以青稞為主，小麥次之。土族的蔬菜較少，主要有蘿卜、白菜、蔥、蒜、萵筍等10余種。他們平日多吃酸菜，輔以肉食，愛飲奶茶，吃酥油炒面。每逢喜慶節日，土族人民必做各種花樣的油炸食品和手抓大肉（豬肉）、手抓羊肉。土族人民十分注重飲食衛生，用飯時每人都有固定的碗筷。

　　土族喜歡飲酒，酒在土族的飲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形成特有的酒文化。歷史上，土族人家幾乎都能釀造“酩酼”，即一種低度青稞酒。釀酒已經成為土族地區重要的產業之一。

　　服飾

　　土族的傳統服飾，色彩鮮艷，式樣別致，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

　　土族服飾傳統的男子服裝，頭戴織錦鑲邊的氈帽，內穿繡花高領斜襟白短褂，胸前鑲一塊彩色刺繡圖案，外套黑、藍或紫色坎肩，或穿鑲著寬邊的長袍，腰系繡花帶，腳穿白布襪和云紋繡花布鞋。此外，土族男子還習慣在領口、襟邊、袖口和下擺上鑲四寸寬的紅或黑色的邊飾。婦女的衣服更加艷麗，她們頭上戴著彩色的圓形織錦絨氈帽，耳朵上戴著長長的銀飾，身穿小領斜襟長袍，在長袍的外面套著紫紅色的坎肩，腰上系著又寬又長的彩色腰帶，彩帶兩頭都有精美的刺繡，上面掛著鑲有彩色圖案的荷包、針扎、銅鈴等裝飾品，下穿裙子和長褲，足蹬彩云繡花長筒鞋。她們服飾中最有特色的是七彩花袖，花袖是由紅、黃、綠、青、紫五色彩布拼制而成。她們自豪地說，那是按照天上的彩虹的顏色調配，穿在身上格外醒目。和年輕人比較起來，老年婦女的裝束要簡樸的多，她們不穿五彩花袖衫，也不系繡花彩帶。

　　土族少女

　　傳統土族婦女的頭飾很復雜，戴各種“扭達”（“扭達”即頭飾）。由于不同地方的婦女佩戴的頭飾不同，所以扭達有九種之多，包括吐渾扭達、適格扭達、加斯扭達、雪古郎扭達、加木扭達、索布斗扭達等。這些扭達中，據說吐谷渾扭達最古老、最高貴。據傳古代土族婦女能征善戰、馳騁疆場，她們勇敢頑強，身披戰袍，十分俊美。后來土族逐漸定居放牧，以至過渡到以農為主兼營畜牧業，土族婦女便將戰袍、頭盔，甚至兵器的形象裝于頭飾上，因此這些扭達異常華麗，好像古代宮女的頭飾。婦女在轉到操持家務和農業生產后，繁重的農業生產和家務勞動不再適宜身著古裝，再加上1938年以后，青海軍閥馬步芳強行改變土族服飾，從此這些式樣繁多的扭達不再流行，已在民間絕跡。此后，土族婦女常把頭發梳成兩根長辮子，垂在背后，末梢相聯，頭戴飾有絲錦的氈帽或禮帽。

　　建筑

　　土族的房屋建筑土族建筑特點突出。在農村，土族一般以村落的形式聚居，習慣將房屋依山傍水而建。房屋的圍墻較高，墻內兩面或三面建有房間，多以三間為一組，少數富裕人家則建有四合院。房屋為土木結構，屋頂平展光滑，上面可儲放糧草。北面與院門相對的是正房，東西有廂房，四角有角房。正房一排三間，用木板做隔斷，中間是堂屋，正面擺一個大紅油漆木柜，上面供著神牌，放著祭品；左側是臥室，火炕上放著火盆和炕桌，臥室的炕是暖炕，連著鍋灶，燒飯的火可以暖炕，一般都住著家中的老人；右側是儲藏室或佛堂；東西廂房是孩子們的住室，角房用來作廚房、倉庫、廁所、畜圈等。住宅的棟梁和門窗上，大多雕刻或描繪著象征牛羊健壯、五谷豐登的彩色花紋圖案，鮮艷美觀。各家都有庭院，在土語中被稱為“日麻”（即莊廓），院內有牲畜圈棚，院外有廁所、菜園和打谷場。

　　禮節

　　土族人民有重禮儀的傳統，尤其尊敬長者，如路遇相識的老人，要下馬問候。

　　土族民間有“客來了，福來了”的說法。有客人來訪，他們首先請客人在鋪有大紅羊毛氈的炕上坐定，然后敬一杯加青鹽的濃茯茶，再端上西瓜般大小的“孔鍋饃”。招待貴客時，桌上擺一個“西買日”（即插著酥油花的炒面盒），端上木盤大的肥肉塊，上插一把五寸刀子，酒壺上系一撮白羊毛，以表示吉祥如意，土族認為這是對貴賓最尊敬的招待。喝酒時，主人先向客人敬酒三杯，叫做“上馬三杯酒”。不能喝酒的人，用中指蘸三滴，對空彈三下即可免喝。飲酒時，土族有邊飲邊歌的習慣，以暢飲酣醉為快。土族人招待客人用中國西北盛行的蓋碗茶。他們把茶碗放在一個小碟中，在碗內放入茶葉、枸杞、紅棗、桂元、冰糖，用開水沖開后蓋上碗蓋。這樣沖泡出的茶水，香甜可口，營養豐富。

　　語言

　　土族語言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基本詞匯和蒙古語相同或相近，和保安語則更為接近一些。

　　土族語分為互助、民和、同仁三大方言區，其間有一定差別。

　　同時，土族長期同漢、藏人民友好相處，其語言也受到了漢語、藏語的很大影響，在宗教用語上采用藏語借詞較多，在生活用語和新的名詞術語中，漢語借詞較多。

　　土族沒有文字，使用漢字、藏文。新中國成立后，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根據土族人民的意愿，國家在1979年為土族人民創制了以拉丁字母為基礎、以漢語拼音字母為字母形式的土語文字。

　　文學

　　土族的民間文學，是以口頭相傳的形式一代一代流傳下來的。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文藝工作者搜集、整理了部分土族口頭文學